在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面临一项特殊的军事任务，即向西藏进军。这一任务不仅涉及行军，更是一场穿越高山、峡谷和严寒地区的远征。刘伯承与邓小平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究竟由哪一支部队承担此艰巨使命。虽然第62军因地理位置和历史活动而显得最为合适，但由于其隶属于第一野战军并不直接受西南军区指挥，其调动可能引发建制与指挥关系的复杂性。
其次，刘伯承与邓小平认为，面对如此艰难的任务，应当由主力部队承担。西藏地形险峻、后勤困难，除了军事行动，还需进行政治工作和地方治理。因此，他们决定将目光投向第10军。第10军为第二野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长杜义德以其丰富的野战经验和较强的战斗力而知名，似乎是指挥的合适人选。
然而，杜义德因健康原因未能接受率部进藏的安排。尽管史料多提及其健康因素，但不能简单理解为畏难或个人选择。这一变故使得刘伯承和邓小平不得不重新考虑人选。最终，有人推荐了第18军的军长张国华。张国华虽然在军事资历上不如杜义德耀眼，但因其深入开展地方工作并具备良好的政治动员能力，成为了新的人选。刘伯承的明确判断指出：“打仗是一面，做工作也是一面”，强调了军事行动与地方工作的双重重要性。 ut88
除了军事上的准备，第18军在接到调动命令时也面临干部思想波动的问题。许多干部已准备转入地方岗位，有的士兵持有战争结束，应当休整的观点，有的则对高原环境充满恐惧。张国华利用多方面的动员进行了解释，强调此任务关乎国家统一与部队责任。1950年3月，第18军终于向西藏进发，尽管面临严重的后勤限制，依然克服重重困难向前推进。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的胜利创造了和平进军拉萨的条件，随后《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1951年5月签订。张国华则在同年10月26日率部进入拉萨，随后推动了西藏政权与社会秩序的逐步演变。张国华的成功不仅源于军事行动的执行，还在于他在军事与政治之间找到了有效的平衡。1955年，西藏军区升格为大军区，张国华被任命为司令员。
然而，关于若杜义德当年指挥进藏是否将成为西藏军区司令员的设问并非无根。杜义德的丰富资历和战功使他在解放军内部占有一席之地。若其顺利完成任务，其政治与军事平台可能会更为广阔，但军队的人事任用依据不仅限于完成单一任务，后续表现及聚焦战略布局同样起到重要作用。此后，杜义德转入海军工作，虽暂时离开了陆军的核心指挥岗位，但他的军事能力与资历并未因此而被忽视。 ut88
到1980年，杜义德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从而再度回归重要职务。此时，距他错失进藏机会已整整三十年，距张国华出任大军区司令员也已过去二十五年。虽然杜义德的任命未能在时机上与张国华相提并论，但其军事才能与经历仍然受到历史的认可。1982年，杜义德退居二线，然而关于1950年错失机会的讨论始终与进藏任务相联结。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的决策路径与时局发展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军事生涯，张国华与杜义德走向了不同的历史轨迹。
综上所述，解放军在1950年进军西藏的领导选择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军事行动，更为后续军政发展埋下了诸多伏笔，张国华与杜义德的不同道路展现了历史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研究表明，军事决策的多元影响因素与历史背景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当时解放军的战略布局与后续发展。
